2014西泠春拍：中外名人手跡專場 五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今年是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1893~1980）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西泠拍賣于此之際此次有幸征得了顧頡剛的文稿一批，大體計有三十七種，總共煌煌近六百頁稿紙，從學術的脈絡上集中地體現(xiàn)了顧頡剛古史辨?zhèn)巍⒚袼讓W研究及國學研究、民間藝術保護等主要研究方面的成果。顧頡剛不僅是古史辨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同時又是中國民俗學的宣導人，并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若論其一生的學術成就，無論是他開拓的領域之廣，啓發(fā)的思辨之深，還是他身后的著作之豐，都令人高山仰止，難以望其項背。西泠此次收的文稿時間跨度大，其中系年者大致寫于1918~1937年，涵蓋了顧氏從26歲到45歲的前半段學術生涯；涉及范圍廣，從歷史、藝術到宗教都有所涉及，頗能體現(xiàn)顧頡剛先生學術思想的點點滴滴，其中多種文稿未見于《顧頡剛全集》之目錄，彌足珍貴。
2014西泠春拍：顧頡剛 文稿一批
部分著錄：《顧頡剛全集》，全62冊，中華書局，2006年。
說明：此批為現(xiàn)存極大量的顧頡剛文稿，大體計有三十七種，用“禹貢學會”、“文華閣”等稿紙寫就，總共煌煌近六百頁。且貫穿這位中國現(xiàn)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大半生的學術生涯，涉及許多重要的史學著作，難能可貴。
顧頡剛先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祖上曾被康熙皇帝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故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廣讀經(jīng)典，對史書尤為銘心。他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胡適先生，因受到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啟發(fā)，產(chǎn)生了批評的精神，又并受胡適、錢玄同研究方法的影響，奠定了對古史懷疑的精神，建立了辨古的研究方法。他最初留校于北京大學圖書館，亦曾在商務印刷舘編譯所專任編輯；二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fā)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tǒng)恰恰是一個背反”的觀點，并集結古史論辯文章，主持編印《古史辨》論文集，大膽疑古，將矛頭直指歷代相傳的“三皇五帝”觀念系統(tǒng)，一時之間振聾發(fā)聵，引起學界激烈論戰(zhàn)，一舉成名，曾先后受聘于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廈大國學研究院、中山大學歷史系、燕京大學。建國后還曾整理《尚書》，并在毛主席、周總理囑托下主持二十四史標點工作。傅斯年曾言道：“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給予了顧頡剛極高的評價。
顧頡剛深研學術，但并非獨坐象牙塔的學者：他曾研究民歌方言，“五卅慘案”發(fā)生后以通俗歌謠的方式書寫反帝傳單，引街頭巷尾傳唱，愛國觀念深入人心；他研究社會學，曾親身帶隊進妙峰山考察進香活動；他在學院中深具影響力，但從不八面玲瓏，甚至因此與魯迅發(fā)生矛盾。此外，無論在哪一個研究領域，顧頡剛除了開疆辟土、提出重要問題、書寫論文專著之外，還往往組織學術團體，創(chuàng)辦學術刊物，出版叢書；一面整理、標點前人之有關著作，一面倡導、發(fā)起同人之考辨，同時兼顧提拔、獎掖后學之新進；其學術成就既能在一般社會民眾之中引起思想的震動，又能在學院開枝散葉。故而僅以君子孑立之身，竟每每在學界、文化界起到重大的推動性作用。
按照《顧頡剛全集》，我們將此批文稿分為古史辨、民俗學和寶樹園文存三類，以下就對文稿的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一）古史辨類
古史辨是顧頡剛學術研究中最核心的部份，也是顧氏在史學界影響最大的學說。這批文稿大體可分為十八種，組成較為復雜，多為《顧頡剛全集》目錄所無，按內(nèi)容可分為古史考辨，古書真?zhèn)巍?nèi)容和著作時間考辨及史實研究三類；按照形式則可分為文稿和史料整理抄稿兩類。
古史考辨部份的遺稿分別與顧頡剛的兩個重要學術論點相對應，其一是顧氏前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其二是后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前者提出層累形成的古史是各時代之先民塑造而出的，時代越往后的，反而傳說系統(tǒng)在時間上越發(fā)提前；后者則認為這種歷史的堆積主要是從劉歆為王莽篡位時塑造出的。這兩種觀點所針對的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三皇五帝傳說系統(tǒng)。在這批文稿中，“帝、王、君、后辨”相關文稿與抄稿主要就是針對甲骨文、金文以至先秦文獻如《周易》、《詩經(jīng)》、《春秋》、《禮記》，及后期文獻如《路史》，通過其中出現(xiàn)的“帝、王、君、后”之字義變化，考辨在不同時期對帝王及信仰系統(tǒng)的不同認識。盡管只有在1936年發(fā)表的《三皇考》中，才集中體現(xiàn)了對“皇”和“帝”字義變化的研究，但對于這方面的史料工作之搜集，在顧頡剛1919到1929年的讀書筆記中可以發(fā)見許多相關的工作，已對這個題材進行了持續(xù)的整理與研究。《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tǒng)》等文稿則是在“五德始終說”的基礎上進行的。古書辨?zhèn)尾糠莸奈母逯饕菍Α蹲髠鳌返难芯糠跋嚓P的抄稿，以及對《詩經(jīng)》的研究抄稿。史實研究部份文稿則是對兩漢到宋代的歷史、社會情況之查考。從這一部份的文稿中，可以了解顧頡剛考辨古史時選取、摘錄及分析、運用材料的基本工作法。
（二）民俗學研究類
顧頡剛早年考入北大預科后，曾經(jīng)一度將戲園子為“正式課堂”，甚至想撰寫一部包羅古今戲劇的《戲通》，最后雖未成稿，但他的興趣一直不滅。1918年，他看到《北大月報》上由劉復、沈尹默二位先生整理的歌謠后，開始自己動手搜集吳歌，編纂成集。同時，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大眾文化藝術的提倡，他對地方歌謠、戲曲、民間傳說的演變等問題也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胡適《水滸序》中對故事的研究方法又深深影響了他，讓他意識到“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顧頡剛在民俗學領域主要的研究范疇有三：吳歌、孟姜女的故事及神道與社會的研究。他倡導將民間歌謠、戲劇、故事、風俗、宗教和傳統(tǒng)經(jīng)史之學置于同等地位進行研究，對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本批文稿便是關聯(lián)到顧頡剛民俗學研究的重要范疇，包含四種文稿。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顧頡剛在民俗學方面樹立的一塊豐碑，文稿中的《孟姜女故事歌曲的甲集弁言》便是學界許多同人對孟姜女故事發(fā)生興趣后，寄贈顧頡剛的相關材料之出版物。《山歌序》則是顧頡剛關于吳歌史的重要論文。在《小說月報》“讀書雜記”欄目中陸續(xù)發(fā)表的十八篇關于戲劇和歌謠的短文則是帶有考據(jù)性質(zhì)的小札。這些文章共同構成了顧頡剛先生對民俗學研究的面貌。
（三）寶樹園文存類
這一部份的稿件之原文基本上收錄于《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共有十五種文稿，寫作時間從1918年直到1937年，大體是在顧氏從26歲到45歲的前半生中完成的。“寶樹園”是顧氏先祖所建的花園，而顧頡剛先生在蘇州的故居即建立在此園舊址之上，是以其女兒以此為名編訂遺集，并遵照顧頡剛1949年自編的《上游集》體例，將顧氏的各種體裁之短文合輯入內(nèi)。其類別按照學術、教育、邊疆與民族、文化、政治幾類來劃分，雖“多瑣屑之言”，但能反映顧氏一生不同階段的生活。稿件全部寫于“禹貢學會”的稿紙上，禹貢學會是顧頡剛與譚其驤共同發(fā)起，系開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之先聲的學術團體，1934年籌備，1935年正式成立，并出版《禹貢》半月刊，可知這批稿件抄寫時間應在1934~1935年之后。顧頡剛行文雄健淋漓，態(tài)度堅決，從不猶疑滯怠，并長于深入淺出地闡明自己的學術觀點和基本態(tài)度，誦讀這批文稿，尤可知之。
稿件中多序言文章，其中《北大國學門研究所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是顧氏關于國學及學術研究基本態(tài)度很重要的一篇宣言，《震宗報十周年紀念號題辭》亦是關于回教文化、邊疆關系的重要文章，更是顧頡剛鋼筆手書的標準件。其余如為《國立中山大學語歷所研究所年報》所作序言、為學生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李晉華《明代勅撰書考》等著作所寫序言，均能不同程度地反應顧氏在治學上的方向與觀點，以及他對藝術賞鑒與創(chuàng)作的觀點。而楊惠之塑像的反覆調(diào)查與考證，以及對友人陳萬里《大風集》等三部著作的序言，則反映了顧氏在藝術鑒賞、文物保護、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觀點與研究。
顧頡剛的學術活動與中國古史研究同步而行，他的研究也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的學術研究方向。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剛剛出版，美國學者恒慕義（A.W.Hummel）就意識到其重要性并迅速地將其介紹到美國學術界，1931年顧頡剛的“自序”也被翻譯成英文。在日本，顧頡剛的學說也有很大影響。許多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都認同顧頡剛是中國史學領域開創(chuàng)性的學者，是那個時代最具有創(chuàng)見和前瞻性的思想者。
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一九二六年周刊》始刊詞中，顧頡剛曾說：“凡是真實的學問，都是不受制于時代的古今，階級的尊卑，價格的貴賤，應用的好壞的。”他還寫道：“我們研究的成績，或淺陋，或錯誤，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一種學問在創(chuàng)始時代必不能免于淺陋和錯誤。惟其能在淺陋和錯誤之后再加以不斷地努力，自然能做到高深的地步”。書山之路如何踏穿，學術之海如何泛過，“真實的學問”又為何物，但看顧先生這一生的成績，便可領略一二。愿其文稿，在人浮于事的此世，能夠再次喚起人們對真實的學問之向往，這也是西泠用心推出這批文稿的景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