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中西合璧”的戰爭題材銅版畫，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郎世寧在內的四位宮廷西洋畫師奉御旨繪圖,畫稿遠送法國巴黎，由法蘭西皇家藝術學院院長侯爵馬里尼（Marigney）親命著名雕版技師柯升（Cochin）主事，挑選勒巴（Le Bas）、圣多米（St.Audbin）等擅長風景銅版畫的名手雕造，并請一流印工以特制“大盧瓦”紙和特種油墨精印兩百套，后連同雕版一起運送回京，耗時十五年之久。全套戰圖共十六幅，縱56cm，橫89.5cm，極為宏闊，生動再現了清軍平定準格爾部及維吾爾族大小和卓木叛亂的恢弘戰爭場景，堪稱18世紀歐洲銅版畫制作之典范，也代表了清代宮廷銅版畫的最高水平。現今留存于民間的完整《戰圖》已非常稀少。
此套銅版畫為中國皇帝訂制，要求“與原圖不爽毫厘”，故極得法方重視；法國亦希望能藉此博得中國皇帝的賞識，在商業和宗教方面謀求更多利益，故在改稿、雕版、用紙、刷印等各方面都力臻完美。乾隆帝對這套作品也非常滿意，不僅將其用于重要頒賞及陳設，還以之為范本仿制多種戰爭銅版畫，以表明維護大清帝國領土邊疆的堅定立場。因此這套《戰圖》不僅具有極高在藝術價值，更是18世紀中西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舶來的奢侈品
銅版畫源起歐洲，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歷史，是當地一種名貴的版畫，常被用于復制油畫和制作書籍插圖，因其所用材料以銅為主，故得名。相比木刻版畫，銅版畫制作在材料要求、刻制和復印技術等方面更為復雜,價格亦昂。據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一文考證，《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每塊銅版的雕版費約10000里物,約合銀1470兩，整個制作刷印耗銀30000兩，相比之后在國內制作的《兩金川得勝圖》（4017.36兩）、《臺灣得勝圖》（3294.372兩）等戰圖，可謂價昂。
銅版畫自明萬歷傳入我國以來，只在清代宮廷內部被少量采用（乾隆至道光年間共刊刻銅版畫12種，其中戰圖8種、宮廷園林題材2種、輿圖2種）, 民間難以推廣,且隨著清朝國力式微和海禁政策的實施,道光以后銅版畫在清宮亦絕跡。而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戰爭圖也一直是非主流，具體的交戰描繪直到明末才出現，至乾隆一朝，文治武功臻極鼎盛，戰爭題材的宮廷銅版畫創作也進入高潮，而《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堪稱其中的登峰之作。
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1755-1758）間，清軍三度出兵，平定新疆準格爾、回部叛亂，一統天山南北，有效遏制了俄國東擴對蒙古牧地及西北地區的蠶食，確立了嗣后中國疆域的輪廓。乾隆皇帝對這場戰役的勝利非常重視，希望能將其按照此前見過德國畫家喬治?呂根達斯的銅版畫戰圖的形式表現出來，遂令西洋宮廷畫師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安德義四人繪制圖稿，并送往歐洲雕制銅版。而其背后的深意是要在歐洲宣揚這場戰爭的合法性，再次宣示新疆屬大清版圖的歷史實情以及中亞諸部對清廷的歸屬，給俄國一定的警示。時任歐洲耶穌會駐華會長的費博爾（P.J Louis Le Febvre）力陳法國藝術為歐洲之冠，隨后由廣東的十三行和法國的印度公司簽訂契約承辦此事。最初刷印的二百套版畫均在法國完成，銅版與版畫、畫稿后分批運回北京，歷時十余年。
“中西合璧”的戰爭藝術
銅版畫以細膩繁復的藝術風格而著稱。其制作方法大致分為腐蝕法（在金屬版上用腐蝕液腐蝕）和直刻法（直接用針或刀刻制），屬于凹版印刷，故相比木刻的凸版，更擅長表現細致入微的圖景或人物。如果將《平定準部回部戰圖》與后來的《平定臺灣戰圖》比較，可以看出此戰圖在不同線條的組合上非常豐富，單是一塊石頭的切面就有菱形交叉線、虛線、菱格加長點等等組成的陰影，這些陰影線與留白的組合塑造了物體的質感。又如《凱宴成功諸將士》以疏密漸層的點做出人皮膚的暗面，表現肌肉感。而《臺灣戰圖》雖然也以線條輪廓表現物象，但是一個區塊只選用一種線條，處理得較為簡單。
這套戰圖雖由不同人繪畫、雕刻，其整體風格是典型的“郎世寧體”，體現了西洋透視法與中國傳統繪畫“全景式構圖”的結合。在前景和中景的具體人物、動物塑形上，作品強調光線的明暗、投影，造型比例恰當,生動再現了戰爭某一瞬間的情景，是典型的西洋畫風格。而在遠景的處理上，則摹擬中國傳統山水畫的風格和各種皴法，以“中國古代版畫特有的高雅沉靜風格描繪出來”。在整體的構圖上，作品同樣參照了中國畫的散點透視，將不同時間、地點的人物事件組合在一個畫面中。這種迥異于西方寫實主義的繪畫，也引起了西方人的新奇感，并對西歐畫壇產生一定影響。
在油墨和刷印方面，此套戰圖采用了特殊的油墨，乃取一種葡萄酒渣提煉而成，熬制艱難，通過“輕重勻稱，陰陽配合”的嫻熟刷印技藝，使畫面清晰地呈現出不同灰度的層次感，增強了藝術感染力。
這套《戰圖》在當時影響甚大，但由于僅供清宮收藏及頒賞，外界流傳甚少，故后世仿印過多種版本，先后有1783-1785年法國雕刻家赫爾曼縮略仿刻本（開本為原圖一半）、光緒十六年（1890）德國人沙為地石印本、日本京都帝大影印本。乾隆至道光年間，清宮以此戰圖為范本又仿制了《平定兩金川得勝圖》、《平定臺灣得勝圖》等多種銅版畫，多系中國工匠仿制，然版刻粗重，尤其在表現人物時顯得經驗不足，在藝術成就上皆無法超越《平定準部回部戰圖》。
十年一劍，精工卓絕
依照中法簽訂的契約，十六幅銅版畫原定于乾隆三十四、五、六、七年分限呈繳，但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全部繳齊。法方深知此乃“天朝傳辦之物”，關乎法國藝術家之榮譽，需確保作品在完工之時“絕對完美”“無可指摘”，這里暗示了一種類似于景德鎮官窯時代的 “不惜工本”的皇家標準。
在銅版雕刻前，首先要對畫稿進行修改。將現藏北京故宮的一套《平定伊犁回部戰圖冊》彩稿與《戰圖》銅版畫對比，兩者應該是依照同一稿本制作，但在《效勞回部成功諸將》和《凱宴成功諸將士》兩幅中，法方明顯拉低了視角，并將觀者與整幅畫面的距離拉近。畫稿中留白的天空，在銅版畫中被層次分明的云層代替。當馬里尼侯爵看到銅版畫成品稱贊王致誠圖稿獨妙時，鐫工首領柯升坦言：“您所見的美麗樣貌都不是出于王致誠的原稿，他只是個平庸的畫家，那些效果是銅版畫家們后來刻畫出的”。
在銅版鐫刻過程中，版畫家需要視情況將精密繁復的線條一次一次地添加，每劃一層都要進行試印、校稿、修版，確認無誤后方能刻畫下一層線條。為避免交叉線條交點模糊不清，對同一區塊中不同方向的線條要分次腐蝕。為表現遠景和近景的層次，深和淺的線條也需要分層腐蝕。分次或分層的決斷，每一次腐蝕時間的長短，全仰賴版畫家的經驗，這也是一幅版畫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在帕斯卡爾?陶樂思（Pascal Torres）的《中國皇帝的戰役：路易十五彰顯的乾隆榮耀》（Les Batail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一書中提供了《戰圖》第一次校樣與最后成品的對比。油墨的調制和刷印也很有講究。根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折包等文獻記載，柯升在致京書信中提到，此銅版工夫細致，刷印最難。所用西洋紙張需浸潤得法，每次上墨前先將銅版置于烤架上用炭火加熱，再均勻上墨。當一張成品完成后，要將銅版上的余墨清除干凈，再進行下一次加熱、上墨的印刷過程。而能以揉擦手法給銅版上油并達到“輕重均勻、陰陽配合”之效果者，在數百位熟練工匠中也僅得四、五人而已。倘不諳作法，不僅刷印模糊，還會傷及銅版。另外，刷印還受到天氣的影響，冬寒不宜動工。又據帕斯卡爾?陶樂思《中國皇帝的戰役：路易十五彰顯的乾隆榮耀》記載，由于《戰圖》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乾隆皇帝要求在歐洲不得留下印制品，而當時歐洲的刷印工常有私自盜印版畫牟利的現象，因此盡管中方頻頻催促，柯升還是堅持只請一位他所信任的專業刷印師Beauvais來完成此項工作。柯升認為一天的刷印量不可能超過12或15張。如果按照1天15張計算，16塊銅版每塊200張的數量，至少需要213天。而相比中國木板刷印，按照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中的說法，一個熟練工一天可以印1500張。
在銅版和紙張的用料方面同樣頗費周折。如果按照原稿尺寸制作，法國當時最大的紙也無法留足夠的邊，銅版的大小也一樣棘手。最終只能向英國進口適合的銅版，并向紙商Prudhommer特別定制新形制的“大盧瓦”紙以應所需。根據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平定西域戰圖解說》一文，這種“大盧瓦”紙的費用與一塊銅版的價格相當。
法國原裝，全套稀存
此次西泠春拍中這套完整的《戰圖》為法國原裝冊頁，封面用紙及扉頁所用孔雀紋特制紙均為二百年前故物，書口燙金，品相完好。乾隆三十九年(1774)，當全部銅版畫鐫刻完畢，法國謹循與清廷的協議，除王室與王立圖書館留存部分樣本外，其余全部運往中國，故“雕刻的原版寄往中國以后，法國所存印本甚希”，此冊應該就是當年留存法國者。
每幅版畫下方鐫有繪畫者姓名及完成年份（左下）、雕版主管技師柯升的簽名（中下）、雕刻者的姓名及竣工年份（右下）。后來清宮裝裱時一律將下方的制作者姓名遮蓋，有失原貌。本冊16幅版畫依次為:《凱宴成功諸將士》（郎世寧繪，1770年勒巴刻）、《平定回部獻俘》（王致誠繪、馬斯蓋利埃刻）、《呼爾滿大捷》（1765年安得義繪、1770年圣多米刻）、《庫隴癸之戰》（安得義繪、阿利阿曼刻）、《阿爾楚爾之戰》（1765年王致誠繪、阿利阿曼刻）、《鄂壘扎拉圖之戰》（郎世寧繪，1770年勒巴刻）、《霍斯庫魯克之戰》（郎世寧繪、1774年布勒弗刻）、《平定伊犁受降》（1765年艾啟蒙繪、1769年布勒弗刻）、《伊西洱庫示淖爾之戰》（安得義繪、1772年郎納刻）、《拔達山汗納款》（安得義繪、1772年蕭法刻）、《烏什酋長獻城降》（安得義繪、1774年蕭法刻）、《和落霍斯之捷》（1766年王致誠繪、1774年勒巴刻）、《效勞回部成功諸將》（安得義繪、1772年德尼刻）、《黑水解圍》（1765年郎世寧繪、1771年勒巴刻）、《格登鄂拉折營》（1765年郎世寧繪、1769年勒巴刻）、《通古斯魯克之戰》（1765年繪、1773年圣米多刻）。
法國原印的二百套《戰圖》在乾隆后期已陸續散出。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折中的頒賞清單，乾隆皇帝分五次將一百零一套《戰圖》賞賜給皇子、親王、文武大臣和進呈圖書最多的私人藏書家；乾隆四十九年(1784) 又諭令將《戰圖》分送全國各地的行宮、園林和寺院保存陳設。目前國內公藏機構中，兩岸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等數家藏有完整的《戰圖》。另據法國吉美博物館有關介紹,目前歐洲有完整的《戰圖》四套, 殘缺的(十五幅)一套，還有些零散分藏于私人手中。拍賣市場上，全套的原版版畫非常少見，國內僅嘉德2010年春拍中一套天祿琳瑯舊藏本（含乾隆御題十八幅），以190.4萬元成交，余皆零本或法國縮略本。
《戰圖》的十六幅畫稿作何歸宿，今無可考。銅版自法國運回儲藏宮中，1900年因義和團事件流出宮外。據日本學者高田時雄《乾隆得勝圖平定西域戰圖解說》一文，現柏林民族博物館藏有該戰圖銅版三張（第三、九、十五）。另有清宮重印本，新增木板刷印的乾隆御題18幅，據故宮博物院翁連溪考證，重印數量為47份。但重印本在紙墨和刷印技術上無法與法國原印本并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