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統一戰線重要文物 胡鄂公上款名人書札專場
預展：7月1日至3日
浙江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廳（杭州市曙光路122號）
拍賣：7月5日9:30 A廳
浙江世貿君瀾大飯店三樓世貿廳（杭州市曙光路122號）
此批均參加“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 年。
胡鄂公（1884 - 1951）
原名榮銘，字新三，號南湖，湖北江陵（現公安縣）人，革命家、政治家。1908 年赴北京，入江漢學堂。1910年組建共和會，任干事長。1912年加入共和黨，在天津創辦《大中華日報》，反對袁世凱。孫中山曾派廖仲愷等邀請入黨，許以中央委員之職，為其婉拒。
1921年，回湖北任政務廳長，旋赴北京，與熊德山等聯絡湖北青年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志，后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1924 年創刊《凡帝國主義運動》旬刊，進行反帝及廢約運動。
1927年，任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張作霖搜捕共產黨人時，將李大釗送到蘇聯使館避難，且在李大釗被捕后設計劫獄，因李大釗不同意而未果。1930年，毛澤東從中央蘇區秘密轉移到上海治療，由胡負責安排住院和照料生活。
1932年任中共情報部長，次年因聯絡李濟深、蔡廷鍇等人發動的“福建事變”被捕。1934年在張群等人幫助下出獄。
后奉命往香港、西南進行統戰工作。“兩廣事變”、“西安事變”中有重要表現，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貢獻力量。
抗戰期間，任孔祥熙私人經濟顧問，曾在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作大量情報工作。
抗日戰爭后，在上海任《時事新報》發行人兼總經理。解放后去臺灣。著有《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胡鄂公節略》、《武昌首義三十三日記》等。
本場呈現此批文獻，分為“中共民主人士、民國政要、藝文交游、家書日記”四大版塊，讓我們對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后、“兩廣事變”、“西安事變”和抗戰時期的活動，以及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貢獻，有了更多了解。同時，亦能了解胡鄂公作為革命志士之外，也活躍于文化、藝術界中，本人兼具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和西方哲學知識。
Lot 1940 周恩來（1898 ～ 1976） 有關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通信
估價(RMB)： 800,000-1,50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9月23日作
19.5×13.5cm
識文： 南湖兄左右：不晤數載，甚以為念。現尊友壽康兄來，得悉近狀，并審前年遭人陷構，幸應付得法，始脫于難，遠道聞之，尤為欣慰。目前我國所遭際之大難，非集中全國力量，不足以謀挽救。年前弟等已發宣言，吁求全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響應者已漸蔚成國論。現更發布致國民黨公函，附陳審閱。兄為政界前輩，年來奔走，已著顯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說各方當道，贊助弟等主張，迅停內戰，早成合作，以共赴國難。他日抗戰勝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將不朽矣。專此，敬頌時祉不一。弟周恩來。九月廿三日，陜北。
部分刊載：
1.《東方早報》，2015年4月16日。
2.《新民晚報》，2015年4月16日。
3.《人民網》上海頻道，2015年4月20日。
4.《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年4月16日。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封面及第8至9頁）
說明： 此為1936年9月23日周恩來寫給胡鄂公的長信，時在“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之間，可視為中共領導人通過地下黨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國各界力量聯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指示，且從未發表，是私人手中已知最重要的周恩來手稿。
信件開篇，周恩來提及錢壽康，即錢納水。錢納水為胡鄂公親密戰友，辛亥革命時期曾任北方革命軍北京總司令，亦是“政界前輩”，此前在“兩廣事變”時曾受李宗仁、李濟深委托，前往延安拜訪毛澤東、周恩來等。
下一句為對胡鄂公之前情報工作的慰問。胡鄂公曾幫助陳賡組建北京特科，1932年出任中共情報部長，1933年因聯絡“福建事變”被捕，是“前年遭人陷構”，后被國名黨高官張羣救出，是“幸應付得法，始脫于難”。
中段為周恩來對當時形式的總結，也可看作是對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詮釋。“目前我國所遭際之大難”指“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步步進逼的侵華活動。面對日本的優勢武力，國內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單獨戰勝日本，是“非集中全國力量，不足以謀挽救”。
于是，周恩來寫到中共發表的兩個重要宣言，二者皆是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行為。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八一宣言》（全稱《為抗戰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年前弟等已發宣言”，明確提出信中所寫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吁求全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在次年即書信同時，又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愿意聯合蔣介石政權共同抗日，即“現更發布致國民黨公函”，周恩來還隨信附上此函，請胡鄂公“審閱”。
這些舉動意味著中共將蔣介石政權納入到抗戰合作對象之列，由之前的“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是中共的一次重大決策轉變。
“兄為政界前輩，年來奔走，已著顯效”，指的是胡鄂公在“兩廣事變”中的突出表現，而“兩廣事變”在本質上是“反蔣抗日”的。為了達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愿望，周恩來希望胡鄂公能夠再接再勵，“力說各方當道，贊助弟等主張，迅停內戰，早成合作，以共赴國難”。并稱胡的工作可謂“推挽之功，將不朽矣”。
此通信札又與本專場一系列李濟深信札有著直接的聯系：致胡鄂公的一批為“兩廣事變”中“反蔣抗日”的成果（第1921號至1930號拍品），致全國各勢力的一批則為“聯蔣抗日”的開端（第1931號至1938號拍品）。
早在寫作此信前一年，中共曾指示潘漢年、胡鄂公、胡蘭畦、陶行知、鄒韜奮等人南下，首先聯絡“人民政府派”（李濟深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協助李濟深等創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胡鄂公任該同盟秘書長（創立文件見第1952號拍品）。繼而通過李濟深，聯絡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推動了“兩廣事變”的發展。軍事斗爭上雖然失利了，但也迫使蔣介石公開表明了抗戰態度。
寫此信后的三個月，“西安事變”發生，在中共的推動下事變和平解決，使得距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又近了一步。因此，理解此通信札，正是理解“西安事變”、理解之后中共抗日活動的關鍵點。
其中第1921號至第1930號拍品為西安事變前后李濟深致全國各勢力呼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重要信札。↓↓↓
李濟深（1885 - 1959）
字任潮，廣西蒼梧人，原籍江蘇。1925年后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長、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期間協助蔣介石在廣東清黨，之后又多次反蔣，曾于福建事變時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1948年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主席。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Lot1921 李濟深（1885 - 1959） 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重要信札
估價(RMB)： 80,000-12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0頁）
說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上款。
此信寫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僅四日，是西安事變時期，李濟深與中共合作的重要文獻證明。
在信中，李濟深首先提到“錢先生南返”。這里的“錢先生”為錢納水，辛亥革命時期曾任北京革命軍總司令，20世紀30年代加入共產黨，是胡鄂公的舊識和戰友，為胡氏日記中出現最頻繁的人物之一。從信中可知，早在“西安事變”之前，錢納水就作為李濟深等人的信使，前往延安拜訪毛澤東等人。此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李濟深人又托胡鄂公“將西南情形轉達”，請教“如何使達到聯合全國整個力量一致對外”。
自1933年“福建事變”以來，李濟深就與中共有了密切往來。1935年，中共派胡鄂公、宣俠父、胡蘭畦等人協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在1936年發生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中，李濟深與中共又有多次合作。抗戰勝利后，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國民黨內人員改正黨內反對派的錯誤政策，矛頭直指蔣介石。嗣后，李氏更與宋慶齡、何香凝、蔡廷鍇等人組織建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民革”），于1948年通電擁護中共提出的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年底北上解放區，建國后成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Lot 1922 李濟深（1885 - 1959） 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致蔣介石的重要信札
估價(RMB)： 80,000-120,000
信箋 一通二頁（帶信封一枚）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2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1頁）
說明： 蔣介石上款，附親筆書寫的信封。
此信寫于“西安事變”時期，是解讀民主人士與國民政府之間關系的重要文獻。蔣介石和李濟深曾分別為黃埔軍校正、副校長，早年通力合作，后來分道揚鑣，關系比較復雜，此信也是對這種復雜關系的絕佳證明。
第一句“棨戟南來，深以未能晉謁聆教為悵”，指的是“兩廣事變”期間李濟深與新桂系合作，共同反蔣；第二句“先生揮兵北進抗戰”，指“綏遠抗戰”。在這一戰中，傅作義等粉碎了日本在察哈爾、綏遠建立傀儡政府的陰謀；再后面說的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封信中，李濟深一面表示不懼蔣介石的武力壓迫，一面指出“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蔣氏“過分持重，政策實未足饜國人之望，而釋國人之疑”，但對蔣介石任何的抗戰行動都表示支持，并表示只要蔣介石誠心抗日，國內各方力量“必悉愿在執事領導之下以報執事且以報國家也”。
Lot 1923 李濟深（1885～1959） 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估價(RMB)： 40,000-6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6月2日作
25.5×16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3頁）
說明： 這是1936年“兩廣事變”剛爆發時李濟深寫給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信札。
其時，胡鄂公作為李濟深的代表，前往拜訪桂系領袖，希望達成聯絡各方、一致抗日的目的。但因胡鄂公“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產”，故李濟深代胡氏向李宗仁、白崇禧申請經費。胡鄂公的經濟狀況不佳，在同一批材料的其他信件中亦有所反映。
附胡鄂公為李濟深起草致李宗仁、張任民信札草稿一頁。可知李濟深相當一部分信件、文稿當由胡鄂公所擬，進而由李濟深謄錄。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視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通過胡鄂公，將中共行動方針貫徹于李濟深的種種活動之中。張任民（1898～1985），廣西馬平（今柳州）人，桂系軍官，與新桂系三巨頭中第二位之黃紹竑關系密切。早年就讀于廣西陸軍小學、武昌陸軍中學、保定軍官學校，曾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北伐、抗戰，任廣西討賊軍總參議、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總參議、第五戰區軍法執行監兼任第五戰區青年軍團副團長兼教育長、廣西綏靖公署參謀長、國民黨行憲國民政府第一屆立法委員等職。
Lot 1924 李濟深（1885 - 1959） 致張學良信札
估價（RMB）: 40,000－6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3頁）
說明： 這是“西安事變”剛和平解決時，李濟深寫給張學良的信札。其中提及西安事變，以“西安兵諫，天下同欽”贊譽之。此時的張學良不顧個人安危，與蔣介石一同回南京，所謂信中“為國之公，赴義之勇，尤令人佩仰無限也”。
信中所說“所志與先生倡導如出一轍”，其“志”指的是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時，事變雖然解決，但一切仍充滿變數，是以李濟深專門致信向張學良表達抗日決心，并請教后續行動。
Lot 1925 李濟深（1885 - 1959） 致楊虎城信札
估價（RMB）: 40,000－6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3頁）
說明： 這是“西安事變”剛和平解決時，李濟深寫給楊虎臣的信札。提及西安事變，并言仰慕張楊之“大勇”。其時，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隨后被軟禁、解除兵權。而楊虎城的遭遇也近乎此。先是在1937年1月被停職留任，然后再同年7月被迫出洋考察。兩位“西安事變”的功臣，其事功就此戛然而止。
Lot 1926 李濟深（1885 - 1959） 致宋哲元信札
估價（RMB）: 6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三頁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4頁）
說明： 這通信寫于1937年7月22日，距離“七七事變”僅十五天，應該是同一批信中的第一封。
之所以第一個就寫給宋哲元，是因為宋哲元是當時鎮守平津地區的孤軍，是抗戰剛爆發時最先面臨日軍攻擊的部隊。在信中，李濟深希望宋哲元能決心抗戰，希望全國力量能聯合抗戰，但又對蔣介石的抗戰決心表示懷疑。這是李濟深對局勢的考慮，事實上，也符合當時的現狀。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可知蔣介石并未下定決心，這意味著如果日本真的只是“與宋哲元為難”，中央政府是否出兵亦未可知。是以宋哲元當時的處境異常危險，穩住宋哲元軍心并給予相應支持，無論是對宋哲元本身，還是對抗戰大局，都相當重要。
Lot 1927 李濟深（1885 - 1959） 致孫殿英信札
估價（RMB）: 40,000－6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1936年3月31日作
27.5×16.5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3頁）
說明： 孫殿英在1933年曾與日軍作戰，雖然失利，但仍因其作戰勇敢贏得輿論稱贊。后被剝奪兵權，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高等顧問等職。李濟深想必是欣賞其之前的抗日表現，故托錢壽康前去聯絡沒有實權的孫殿英。
Lot 1928 李濟深（1885 - 1959） 致韓復榘信札
估價（RMB）: 6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三頁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4頁）
說明： 這是抗戰剛爆發時李濟深寫給韓復榘的信札。韓復榘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在信中，李濟深寫道：“揆之這樣當局已往措施，顢頇至可慮者，裝模作樣，徒作空氣之宣傳，以避國人之責難，而結果諉迫其妥協出賣之過于當其沖者，而實際國家又亡了一大部份，此則尤堪悲痛者也。”這一擔憂不幸在韓復榘身上應驗了。抗戰初期，韓復榘率領部下英勇作戰，但多次與蔣介石發生沖突。于是，韓氏懷疑蔣介石試圖通過日本消耗其實力，最終不戰而退，導致山東失守。
Lot 1929 李濟深（1885 - 1959） 致閻錫山信札
估價（RMB）: 6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三頁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5頁）
說明： 閻錫山是民國掌權最久的地方實力派人物，權高位重，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團結的對象。1936年10月，山西進步人士成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閻錫山自任會長，并邀請中共黨員薄一波主持工作，就此與中共建立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同年11月，閻錫山命令傅作義等部反擊日偽軍取得勝利，振奮全國軍民抗戰之心。可見，閻錫山是既有合作意向，又愿意并敢于抗日的人物。事實上，抗戰爆發后，閻錫山受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紅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被編入該戰區戰斗序列，名義上在其領導下進行抗戰。
Lot 1930 李濟深（1885 - 1959） 致劉湘信札
估價（RMB）: 6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三頁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5頁）
說明： 劉湘領導的川軍，是抗戰爆發后最早舉起抗日大旗并采取實際行動的地方實力派。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劉湘在9日即完成川康整軍會議，10日通電請纓抗日，9月1日率軍出川。之后，川軍在劉湘的領導下、在其遺志的鼓舞下，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戰，是各省中參戰人數最多、犧牲人數最多的部隊。劉湘的遺言“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至今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蕩氣回腸。
本場另一批第1931號至第1938號拍品為李濟深致胡鄂公信札，勾勒“兩廣事變”前后李濟深之重要革命活動。
Lot 1948 馮玉祥（1882 - 1948） 有關表明社會主義信仰的重要密信
估價（RMB）: 80,000－120,000
信箋 三通三十四頁
約1932年作
26.5×19cm×29 15.5×10cm×5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7頁）
說明： 此為1932年馮玉祥與胡鄂公往來信札，從胡鄂公以中共中央情報部長的身份致信馮玉祥起，一來一往共計三通，是馮玉祥接觸中共及其思想左傾的重要文獻證據。
當時，胡鄂公活躍于上海，而馮玉祥則因中原大戰失敗隱居泰山。處于人生、事業低谷的馮玉祥，為了解決人生困惑，謀求東山再起，積極地學習共產主義理論，并與共產黨員胡鄂公有了密切往來。
兩人的這次往來，從1931年10月馮玉祥前往上海贈予上海黨中央經費開始，彼時負責與馮玉祥聯絡的就是胡鄂公。
在胡鄂公寫的第一通信中，胡氏首先回憶了與馮玉祥共同參與的革命活動，如灤州起義、四川討袁、北京反曹錕賄選等，繼而分析了馮玉祥早前種種革命行動的失敗是缺乏信仰，以及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
這封信得到了馮玉祥的熱烈回應。馮玉祥在回信中指明說，“我的信仰社會主義不會有變更的”，但又說“我的環境是非有保護色不能活動”，并謹慎地使用代號落款（應是馮玉祥原名之諧音）。之所以如此，一是共產黨當時仍被蔣介石政府圍剿，被視為非法存在；二是因為中共受“左傾”思想影響，曾要求馮玉祥打出“紅旗”，公開親共的態度，而這一點是馮玉祥最為顧慮的。
收到馮氏回信后，胡鄂公又寫了第二通信，向馮玉祥解釋了什么纔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毛澤東而不是王明等人的社會主義才是“唯一的出路”，鼓勵馮玉祥進行革命。
Lot 1965 齊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詩稿
估價（RMB）: 120,000－180,000
信箋 一通二頁
1919年作
25×15cm×2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8頁）
說明： 此為齊白石因胡鄂公有所贈而作。從信中可知齊白石除了寫信賦詩之外，還專門畫了籬豆送給胡鄂公。1919 年，因感于家鄉治安混亂，齊白石再次到北京謀生，但“賣畫刻印，生涯并不太好”，“每到夜晚，相期父母妻子，親戚朋友”，“不能聚首一處，往往通宵睡不著覺”（據《齊白石自傳》）。
這首詩中用“紅豆”這一意象，并說“萬事何如為口忙”，正是齊白石思念家鄉和親友、為生活奔忙的情狀的真實寫照。
齊白石與胡鄂公關系甚為親密。齊白石早年在北京，少有人賞識，而胡鄂公是其中之一。在齊白石覺得心灰意冷，準備回老家時，胡鄂公曾勸其不必，說只要等幾年，滿京華都會知道齊白石。當時，胡鄂公作為辛亥革命功臣，擔任要職，并不以齊白石的地位為然，而是真心欣賞齊白石的繪畫藝術。
當兩人關系更近一步后，齊白石托人向胡鄂公家女傭胡寶珠提親，兩人的關系更進了一步。從胡鄂公的日記可知，齊白石為胡氏作了許多畫，胡氏生日時，齊白石會提前將畫畫好送上；而胡鄂公則在過年之前首先給齊白石去信道賀，有時亦在夢中見到齊白石，在部分齊白石的畫上，胡氏為一題再題。
Lot 1966 齊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信札
估價（RMB）: 5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28×16.5cm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8頁）
說明： 此詩為齊白石因對京中權貴不滿而發。這種不滿在一定程度上也與齊白石當時的不得意有關。齊白石在自傳中曾說“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意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絕無僅有”。但胡鄂公無疑是個例外。在作于1919 年的《秋聲》中，齊白石自題：“廬江呂大贈余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燈下一揮，即成六屏，倩清祕閣主任裱褙。裱成，南湖見之喜，清祕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為不值一錢， 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誰何能畫？余感南湖知畫，補記之。璜。”同時，1919 年齊白石將回湖南時，胡鄂公認為齊白石的“篆刻及畫，人皆重之，歸去湖南草間偷活何苦耶”，并鼓勵齊白石“多居京華四三年，中華賢豪長者必知世有萍翁者”。確可見二人交情之深。
Lot 1969 吳昌碩（1844～1927） 致胡鄂公信札
估價（RMB）: 50,000－80,000
信箋 一通一頁
27.5×17cm
展覽： “抗日戰爭與中美關系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出版于展覽圖錄第18頁）
說明： 這通吳昌碩致胡鄂公的信札，似因胡鄂公在久華堂訂購吳昌碩作品時出現價格糾紛而起，吳昌碩因之專門寫信向胡鄂公介紹了潤例，極富意味。久（九）華堂光緒十三年（1887）開設于上海，是一家以制作經營印箋、印泥、扇面、名人書畫及木版水印為主的字畫店，也承接海上名家字畫的代理。民國年間，其裝裱曾名動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