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民國著名學者、學術思潮引導者和學術工作領導者，新文化運動時期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潮》的發起者，五四運動游行總指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者，中研院總干事，北大代校長，臺灣大學校長，是研究民國學術和教育繞不開的存在。胡適曾連續用十四個“最”來形容傅斯年的天才，出自胡適之口的如此之高評價，除傅斯年外，再無第二人。
中外名人手跡暨虛空草堂藏名人書法專場 2056號至2061號拍品為傅樂成舊藏傅斯年重要文獻
最近新出現了一大批以傅斯年為中心的珍貴文獻，包括傅氏1928 年中山大學講學筆記、1940 至1942 年抗戰日記、1947 年與中研院同仁等致傅仁軌題詞冊、1950 年去世后由傅樂成整理的照片和傳記材料等，煌煌數十種，涵蓋傅斯年身前的學術創作和日常生活，以及身后的文獻整理，傅斯年侄子、歷史學家傅樂成舊藏，為異常豐富的傅斯年相關文獻，亦是民國中研院學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之一。由于傅斯年的手稿非常集中，似此次在市場中出現如許多的傅氏文獻可謂絕無僅有，甚至將不復再有。
茲選取講學筆記、日記和題辭冊三種進行簡要介紹：
傅斯年1928 年講學筆記，為《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詩經> 講義稿》、《戰國子家敘論》、《< 史記> 研究》四部著作，以及史料問題、比較語言發達史略、樂府、顧炎武、五言詩的起源、文體問題等講座的底稿，是奠定傅斯年學術地位和理解其學術生涯發展的最重要手稿之一。其中相當部分并未出版，對完善傅斯年的著作出版，以及眾人對傅氏的認識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1926 年底，負笈海外七年的傅斯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史學二系系主任，由此進入教育工作、學術組織和學術創作的高峰期。到校后，傅斯年一方面延聘著名教授，自任功課甚多，對中山大學教務貢獻很大；一方面“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遂成一校領袖”（顧頡剛語），在學朮組織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傅斯年在此期間曾講授《尚書》、《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比較語言學、《史記》研究等課程，開設文史導讀講座、中國三百年來學術成績及思想派別等講座，撰寫、出版了大量論文和講義，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等四部講義即為其中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筆記首先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史記> 研究》和中山大學講座相關手稿二種一冊及散頁若干，計一百三十余頁。該《講義》為傅斯年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時的講義，對《易》、《春秋》、《論語》、《孝經》的成書年代及與孔子的關系都有精辟的見解，迄今仍有一定指導意義。目前出版的《講義》中有兩個目錄，一個是傅斯年的原定創作提綱——擬目，另一個是實際的出版目錄。兩相對照，很快就能發現實際出版比傅斯年的既定寫作內容少了一大半的內容，而這些缺失部分中的諸子以及西漢盛時文人在社會上之地位、古文學、漢武帝、劉向、楊雄等內容均在手稿中保存了下來，其篇幅占擬目三分之一以上，對完善《講義》的價值自不待言。同時，這一發現又可說明擬目當為傅斯年當年的實際上課內容。另外，手稿上又多表明時間，對考察《講義》的創作時間和進度等都有所幫助。至于手稿中的顧亭林等部分，當為傅氏在中大講座內容，從未出版。
其次，包括《< 詩經> 講義稿》、《戰國子家敘論》相關手稿一冊，計四十八頁左右。傅斯年早年就讀北大時就曾發表過《詩經》研究文章，1928 年執教中山大學時，復因授課需要而作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據此出版的《< 詩經> 講義稿》在《詩經》性質、成書年代、研究史等方面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突破。此手稿多與已出版的《〈詩經〉講義稿》相合。其差別更多地在于，手稿為上課講義性質，傅斯年往往記載上課的要點，不必如正式出版般敷衍成文，其缺點在于少了論證和銜接，邏輯結構不夠緊密，優點則在于更為簡單明瞭，表達上也可以更直接和個性化，沒有過多顧忌，整體上更貼近作者的本來思路。《戰國子家敘論》是1927 年在中山大學開課的講義，在諸子產生的原因和對戰國、秦到漢初武帝以前的分期上，都有獨到的認識。但附記中傅斯年曾說“此篇必須與下篇《戰國諸子文籍分論》參看，方得持論之意”，然而，《分論》從未出版。此手稿后半部，部分延續了已出版的《敘論》內容，之后則分孟子、墨子、莊子、法家、名（家）、陰陽等進行論述，當即為傅氏所述《分論》草稿。
再次，講學筆記中尚有歷史研究體系（System of Historical Study）英文手稿一冊三頁，其中一頁上標有“28/7/19”，當為傅斯年講授相關內容的手稿。依據手稿可見傅斯年本擬按照A Critique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A Positive Programme 等三個章節進行論述，且其中第一章已開具部分內容。盡管傅斯年曾留學七年，對西文著作甚為熟悉，且具備嫻熟運用的能力，但目前已發表著作中純以外文寫作者相當少見。
傅斯年諸多課程和講座的內容常常互相闡發，乃至由于傅氏對部分內容的深入研究，產生《< 詩經> 講義稿》從《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的《詩經》部分脫離、單獨成書的情況。這種學術創作的互相產發性及延伸性，事實上更充分地保留在標明寫作時間的筆記上。這一類似日記體的筆記，不僅對于了解傅斯年思想的嬗變，乃至對進而分析其日常生活的情狀都有指導意義。
自然，關于生活方面，意義更大的無疑要數傅斯年1940 至1942 年抗戰日記。
日記扉頁上有傅斯年本人署款“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今年住昆明”，同頁自注“改三十年用”，內頁又有“已向趙訂（指訂購書籍），31/1/23”，可知其寫作時間至少為1940 至1942 年。當時傅斯年正隨史語所撤退至昆明、李莊。史語所全稱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傅斯年于1928 年創立于廣州，并且直至去世，傅氏一直為該所所長。在其領導下，史語所成為民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中成績最突出的部門，史語所學派是民國時期最有成就的學術團體，對新史學的建立居功至偉。
日記中注明日期者有六天，分別為1 月17、18、19、20、21 日和3 月11 日所作，稍舉二例：
1 月17 日：今日始記日記。晨起即倦，將《性證》（《性命古訓辯證》簡稱）發校，上山看《十七史商榷》三卷。看李方桂病。下午濟之（李濟）有信來，往訪之，請其不必辭主任。尋下列各件所在：（1）“且東夷大反”殷蓋；（2）壺蓋；（3）數帶鉤；（4）弩機。未得下落。謂移三組。李光宇謂不在三組，博物院冊查不到，待續查。又“印祖”二亦應查。下午更倦。晚請通與董、梁（當分別為董作賓、梁思永）長談。看《切韻考》。十二時寢。
3 月11 日：上午請各理事，下午二時半入城，四時半到，又往聯大晤孟鄰（蔣夢麟）先生，返后開歷史組審查會，寅恪、從吾均到，決定：1，特取蒙思明。2，正取（1）朱倓；（2）何茲全；（3）郭豫才。3，備取（1）陸翔；（2）魏興南。
從中已略可管窺傅斯年日常生活之繁忙、平日之用功，以及交游之廣泛。
日記中段為傅斯年長達二十二頁的營養筆記，分為各國食物比較表、改善之法、食物營養計算表、各種食物之成分表、成品食物之成分表、療治營養不良病癥之主要食物表各節。全篇旨在研究食物營養問題，以求解決抗戰中中國軍隊及平民營養不良病癥。
日記前后部分尚有關于中研院經費、博物院、中央醫院、衛生署、教育部考試、營造學社、北大、Memorial Publication（出版回憶錄）綱要、朋友通訊簿、8 月和9 月收支一覽表等約二十頁。
其中一頁上傅斯年甚至開列了“今年（1940 年）的愿望”，可視為其未來十年的學術規劃，包括：古史（專著與論文）1000000（指百萬字，下同）；明史（專著與論文）250000 ；考據文300000 ；史學小冊200000 ；□ 50000 ；Philologic（語言學）250000 ；Dogmatics（教義學）300000 ；Miscellaneous（雜項）3000000。同時，自注“每年三十萬，十年三百萬，不可早死”。傅斯年之所以自注“不可早死”，既是對自己有更高期許的表現，事實上更是一種自我激勵，是對過度勞累身體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命令自己不許死。巧合的是，傅斯年正好逝世于十年之后的1950 年，不幸一語成讖。
抗戰以來，傅斯年因國事、院事憂心如焚、終日操勞，兼戰時環境艱苦，營養不良，又遭母喪，精神上亦受嚴重打擊，以至于身患高血壓的他數度住院治療。日記中所書中央醫院事即當與其本人或母親入院直接相關。
勝利后，傅斯年又為北大復校、中研院遷回南京事往來奔波，至1947 年6 月將各項事務交接后，傅氏終于得以偕同妻、子前往美國就醫，遂有傅斯年及中研院同仁為傅仁軌所作題詞冊，即題詞冊相當于中研院同仁及其后代為傅氏一家行將前往美國而作的紀念禮物。作者包括傅斯年、俞大彩、梁思成、勞干、芮逸夫、李緒先、那廉君及其后人勞延炯、勞延煊等十六人。
傅斯年1947 年6 月前往美國，至1948 年8 月歸國，前后在美治病、養病達一年之久。期間，傅仁軌免費就讀于美國一私立小學。由于傅氏回國時，傅仁軌還差一年畢業，經俞大彩要求，傅斯年遂將兒子留在美國繼續就讀，請趙元任夫婦代為照顧。之后，傅斯年親歷國民黨政權垮臺，心神遭受嚴重沖擊，復為史語所遷臺和臺灣大學建設操勞過度，終于在接受臺灣議員質詢后病發，就此駕鶴西去。于是，傅斯年、傅仁軌在美匆匆一別，居然是使得父子二人天人永隔的訣別。
凡此，已可大致明了新材料對認識傅斯年和完善其著作出版之價值，略窺傅斯年為學術、教育和國家奉獻的一生，形成大致的傅斯年印象。若套用一句陳寅恪評王國維的話，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但其創立史語所、引導新史學和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之功，當“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西泠印社2015年秋季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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